宋代的石雕
北宋建政后，采取有力措施恢復戰爭的創傷，社會經濟與文化復蘇，在藝術上也形成了該時代特有的格局。另一方面，北宋政權對外妥協投降，不思進取，對內壓榨人民，茍且偷安，消極腐化的生活影響到意識形態，社會充斥各種陰陽五行迷信、儒家性理之說。

道教的復興也遏制了佛教文化的發展，文學和藝術中反映市民生活的內容日漸增多。影響到造型藝術，也使其喪失了前代雄奇偉岸的氣派，趨向于工整、細致和柔美的樣式風格。

宋陵石刻早期仍具五代遺風，形象略帶夸張，強調氣韻。注重寫實，生動性減弱，人物端詳，面容豐腴平和，缺乏動感。盡管如此，深厚的傳統技藝功力，還是能使雕刻家擺脫程式化的束縛，在不同形態的石雕造型中融入個人的獨創性及其內心的情感。

中國古碑碣自漢以來，時興在碑上雕鏤各種花紋圖案，宋陵的瑞禽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其石面正中刻有勁健矯捷的神鳥，于高山云霧之間，或巍然屹立，或驚空飛翔，或展翅欲飛，姿態各異。

石人根據各自身份不同，造型也風格各異。宋代以來，社會經濟發展和各種生產技術進步，使得建筑藝術已突破了唐代以來的格局，尤其是商來城市的大規模興起，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更加秀麗而富于變化，產生了更為復雜形式的殿閣樓臺，在裝飾、裝修等方面更為講究，這就使得石雕藝術在建筑中運用得到更加廣泛，技藝也更為精湛，形式更為豐富多采。

當時建筑的柱式也極為講究，形式多樣，有圓形、方形、八角形，還有瓜棱形柱。這些石柱上，往往雕鏤各種精美的花紋圖案。如宋代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的石柱就刻畫了佛教神人的形象；宋代蘇州羅漢院回廊的柱礎，其造型之優雅，二方連續的卷草紋精美異常；金代曲陽八會寺的合蓮卷草重層柱礎則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此外，雕刻獅子和力神的柱式更是令人嘆為觀止。

五代至宋，南北各地仍在修筑大量的石券橋，至金代（1189——1192），北京盧溝橋的建成，又創古代石橋裝飾石雕藝術的奇觀。它們雖然分屬于不同的時期，但歸根結底都是佛教石刻藝術對中國古建裝飾雕刻的影響所致。

宋以后佛塔，多為磚石結構，引人注目的是佛教石經幢的興起。公元7世紀后半期隨著佛教密宗的東傳，佛教建筑中嗇了新形式——經幢。初唐時期，開始用石刻模似絲帛形的經幢，陜西富平永昌元年（689）的經幢是較早的遺物。

石刻經幢多立于佛殿之前，因而對襯托華麗莊嚴的佛教建筑起到一種畫龍點睛的作用，其造型之美與佛塔皆在伯仲之間。從唐代起，經幢就逐漸采用多層形式，還以須彌座與仰蓮承托幢身，雕刻也日趨華麗。五代至末經幢建筑發展達到鼎盛階段，現存之宋代諸石刻經幢，最著名的是河北趙縣寶元年建造的經幢。整座石刻經幢造型俊健華麗、繁簡相間的細部裝飾和諧統一，又富于變化，細膩的雕刻形象和華美的構圖水乳交融，不愧為西方藝術與民族傳統風格樣式合璧造化的典范。

末代的佛教石窟藝術不及前代雄偉壯觀，其光輝的成就是表現在現實主義的加強，思想感情的深刻，世俗生活氣息的濃厚，以及雕刻原技藝和形式皆有創新。與前代不同的是，雕刻作者的姓名多有與其作品共存的現象。雕刻家的性格才藝及創作過程也散見于史書，這表明社會各界對雕刻藝術及其創作者有所重視，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藝術家本身對藝術創作孜孜以求的進取精神。

宋代佛教開窟造像的浪潮仍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，其中皆有不少藝術價值頗高的石刻作品出現。當時盛行羅漢群像，呈現了多姿多彩的藝術造型，實為現實生活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氣質再現，反映了雕刻者對生活觀察的敏銳和表現傳神的高超技藝。

我國的小件石雕工藝品的創作，歷史十分悠久，但在中上古的相當長的時期并不發達。自宋代以后，市民生活日益豐富，以多種形式和題材適應社會各階層需求的石雕工藝品才日漸發達。當時人們利用各種石料，將其雕刻成花插、花瓶、座屏、山水盆景、圖章以及各種小件石雕工藝品。襟代著名雕塑家王劉九就以善刻各種小件佛像、壽星而名揚天下。至南宋以后，小型賞玩性的石雕工藝品逐漸形成大觀，在美術史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。

過去，我們說過佛教藝術對中國古代石雕藝術的深遠影響，及其改造發展中國古代藝術的巨大價值和作用。事實上，古代中國在文化藝術上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，都存在著吸收消化外來優秀文化營養的可能性。自宋以后，外國風格的石刻文字和雕刻、建筑藝術更為常見。這些西方藝術雖然并不能從根本上影響中國傳統的石刻創作，但它們卻是西方文明東漸的明顯信號。因此，泉州的外國石刻藝術的傳入，在中國社會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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